林利回忆从莫斯科到哈尔滨、延安的见闻以及和孙维世回哈尔滨被拒
发布日期：2025-05-23 14:05 点击次数：178
1945年秋季日本宣布投降后，许多滞留苏联的中国同胞开始陆续返回祖国。我原本计划同年回国，但因维世坚持要求我等待她一同启程而改变计划。她当时仍在戏剧学院导演班学习，还需完成一个多学期的课程。基于我们之间深厚的患难之情，我不得不选择等待。此外，若我先行离开，她将无法抽出时间工作以维持生计，这会使她的生活陷入困境。因此，我等待了将近半年时间，直到1946年我们正式提交回国申请。联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迅速批准了我们的请求，并安排我们在同年9月启程回国。
在办理归国事宜期间，我与联共对外联络部职员尼哥拉也夫保持着频繁接触。此人态度友善，偶尔会向我们透露一些关于中国的信息。由于他对中国事务了解有限，时常感叹中国革命进展之缓慢超出预期。当初他选择研究中国问题时，曾认为革命将迅速取得胜利，自己便能前往梦寐以求的上海等地，未料至今仍在莫斯科的办公室处理相关事务。他提及苏军迅速占领东北，国民党军队乘飞机抵达，而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则是徒步前行。因此，尽管我们将哈尔滨定为回国首站，却对八路军能否守住该地存疑，或许只能在齐齐哈尔或海拉尔中途下车，甚至可能仅能抵达某处乡村。显然，他对我们党的实力持保留态度。然而，无论他如何评价，我们已迫不及待想要返回祖国。
办理手续时，尼哥拉也夫向我们透露，李立三的夫人李莎将携其三岁女儿与我们共同前往，希望我们能沿途给予照应。须知当时从莫斯科前往哈尔滨不仅行程漫长，且无直达列车，需在赤塔转乘前往边境奥特波尔的火车，经过严格边境检查后，换乘窄轨列车至满洲里，再转乘前往哈尔滨的列车，整个旅程耗时数日。
1946年9月某日，我们与李莎及其三岁女儿英男约定在车站相见。临行前，我们仅携带少量衣物，主要以书籍为主，各自提着一只小箱子。到达车站时，原国际儿童院的一批大孩子——他们当时均在莫斯科求学——都前来送行。最终，我们启程返回祖国。
与李莎母女同行过程中逐渐熟络。年仅三岁的英男展现出超乎年龄的聪慧，语言表达能力尤为突出。当列车驶过西伯利亚广袤的森林时，她站在车窗前发出赞叹："这些树木真像一根根绿色的蜡烛啊！"如此年幼却具备欣赏自然之美的眼光，并能运用贴切的比喻加以描述，确实令人印象深刻。
经过七天的长途跋涉，我们终于到达赤塔。到站后获悉，前往边境奥特波尔的班车需要次日才能发车。我们一行三人带着行李，携同小英男进入了车站的母婴休息室，在角落里熬过了一个夜晚。次日再次登上列车，至于这次在车上耗费了多长时间，已经无从记起。
在奥特波尔站下车后，我们在这个边境小站接受了边防军人的严格检查。他们仔细核对了我们的证件，并对行李进行了极为细致的搜查，每本书都被逐页翻阅。由于李莎带着孩子，随身物品较多，三大件行李在检查过程中被翻得凌乱不堪。站台旁停着准备带我们过境的窄轨小火车，司机不断按响喇叭催促我们上车，但苏联边防军依然从容不迫地继续检查。我们焦急万分，孩子坐在散落一地的物品上嚎啕大哭。经过数小时的等待，终于获准通行。我和维世手忙脚乱地将未能整理好的行李塞进车厢，车上仅有我们四人。边境两侧都是荒芜的土地，天色未暗时火车便抵达了满洲里。终于回到了祖国！
为确保安全，李立三同志安排了一个班的警卫人员护送其夫人。我们一行人共同登上了前往哈尔滨的列车。整列火车乘客稀少，尽管空间充裕，我们仍选择共处一间包厢。我和维世占据上铺，李莎母女则在下铺休息。夜间醒来时，警卫员刘升带来了丰盛的餐食，其中包括烤鸡等佳肴。在经历了战乱及战后物资匮乏的岁月后，这些食物显得格外珍贵。据刘升所述，沿途常有土匪活动，存在安全隐患。然而，我们沉浸在即将回到祖国的兴奋中，并未过分担忧可能遭遇的匪患。经过十余天的旅程，我们顺利抵达哈尔滨，此时时间大致在9月末至10月初之间。
抵达哈尔滨车站后，仅有李立三前来迎接其妻子，同时将我们两人也接至其住所。维世与我对此深感疑惑，按照惯例，我们归国后应由相关组织（在哈尔滨地区即东北局）负责接待，然而并未见到任何组织代表出现，只得暂且安顿下来。李立三向维世透露，他对其与林彪之间的过往了如指掌，并计划安排我们在哈尔滨短暂停留后前往延安。虽然我的最终目的地本就是延安，对此并无异议，但维世却表现出急于离开的意愿。经过多次追问，真相逐渐明朗：在我们回国之前，林彪得知维世即将抵达哈尔滨，情绪异常激动，甚至向东北局的部分领导倾诉内心困扰。他表示自己原本深爱维世，只因先期回国，在延安受同志劝说，才另娶叶群。如今孙维世归来，令他心绪难平。叶群获悉此事后也四处哭泣。东北局领导或许出于维护主要领导人林彪稳定的考虑，决定将孙维世送离。这项任务交由李立三负责，因其当时兼任三人调处执行部（美国调解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争议的机构，在多地设有联络点，配备美国班机往返）的工作，可以借助执行部中共人员的名义护送我方干部往来于各解放区。
刚从莫斯科返回的刘亚楼、李天佑、杨志成、钟赤兵等几位老同志前来探望我们，并邀请我们外出用餐。那顿美食堪称我生平首次品尝，自然无暇顾及其他。然而，随着交谈的深入，我逐渐意识到他们似乎在劝说维世与刘亚楼成婚。此事持续了数日，杨、李、钟等几位新婚不久的夫人也频繁造访李家，试图说服维世。刘亚楼本人也曾向维世求婚，但维世既未明确表态，也未应允。期间，林彪携叶群到访，与李立三夫妇、我和维世一同围坐在长餐桌旁。叶群率先开口，称林总近日一直念叨着要来探望，今日终于得见。至于林彪和孙维世具体说了什么，我已记不清了。聚会很快结束。对此我深感不快，明明整件事只与孙维世有关，为何要将我牵扯其中，导致维世无所适从，最终哭泣收场。
11月初的某日，我们作为中共执行部人员搭乘美军运输机前往延安。机舱内仅有两名中国乘客——我和维世，其余都是美国军人。两侧舷窗下方安装着狭窄的金属座椅，机舱后方则堆放着大量降落伞装备。起飞前，一名美军士兵用英语喊出口令，向我们演示降落伞的使用方法。飞行过程中，飞机剧烈颠簸，我出现了呕吐症状，稍后感觉有所缓解。维世全程不适，一位美军士兵主动询问是否需要帮助。通过观察，我认为这位年轻士兵并未表现出帝国主义者惯有的傲慢态度。
经过数小时的飞行，飞机抵达延安上空。透过舷窗望去，黄土丘陵尽收眼底，想到终于来到心驰神往的革命圣地，内心充满激动与喜悦。降落后，机场工作人员将我带至一间办公室，一位操着四川方言的同志（事后得知是杨尚昆）让我与父亲通话。拿起电话，我下意识地用莫斯科时期的习惯称呼喊了声&34;，在场众人忍俊不禁，笑称林老的千金用俄语与父亲对话。父亲原本安排了一位战士牵马来接我，因我不会骑马，便改派了当时延安唯一的一辆小轿车。与维世一同乘车抵达边区政府后，发现半山腰的窑洞空无一人。工作人员解释说边区正在召开会议，我们只好在窑洞外等候。
窑门突然开启，周恩来副主席出现在门口。他凝视着我们，我们则因这意外的到访而默不作声。他率先打破沉默，询问为何不主动招呼他。我们顿时欣喜若狂，争相与他交谈。原来他也是来参加会议的，会议结束后先上了山。不久后，父亲归来，热情地邀请周恩来和邓颖超共进晚餐。餐桌上还有父亲去年迎娶的妻子朱明，由于不熟悉，我们并未多作交流。正当气氛热烈时，她突然离席，躲进隔壁的小窑洞，众人只得继续用餐。晚餐结束后，周恩来副主席与父亲再次前往会议，邓颖超则先在躺椅上小憩，随后带领我和维世前往他们在杨家岭的住所，我们在那里度过了愉快的时光。
在延安短暂停留期间，父亲曾带我去过枣园。恰逢政治局召开会议，我们与参会人员共进午餐，期间我见到了毛主席、朱总司令、刘少奇同志、任弼时同志以及彭德怀等领导同志。任弼时同志原本就是熟人，我们交谈甚欢；刘少奇同志则简单询问了我一句。康克清同志性格直爽，见到我立即说道，话中暗示相持的后母对他并不关心。相持是我的亲弟弟，年仅七岁。父亲还带我去了延安大礼堂观看晚会演出，尽管天气寒冷，现场依然人声鼎沸、热闹非凡。父亲时刻陪伴在我身边，与我一同用餐，伙房提供的小灶饭虽只有三四样菜品，装在几个饭盒里，却格外可口。晚间，我们在他宽敞的窑洞中促膝长谈，他慈祥地抚摸着我的手，这是我出生以来首次感受到父亲的关爱，内心既感动又有些慌乱。父亲特意派人将已疏散出延安的弟弟相持（即林用三）和十四岁的堂弟林泽仁召回团聚，而哥哥林秉益已前往东北。当时正值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即将进攻延安之际，许多人已被疏散至东北、河东等地，延安的人口明显减少，但我并未特别在意。
父亲某日向我传达，周恩来同志已与他商议，决定派遣我和孙维世前往东北解放区，这一安排已由中央组织部正式通知东北局。他坦言，虽然多年分离渴望父女团聚，但鉴于这是中央的决定，不便违抗，期望我在新的工作环境中积极进取。父亲特别强调，尽管我们出身革命家庭，但与工农群众的联系尚不深入，要求我抵达东北后务必深入农村接受实际锻炼。
在延安停留的短短几天里，仅参观了新市场，所见所闻颇为有限。视野中尽是连绵起伏的黄土丘陵，一条小河蜿蜒其间，正值冬季枯水期，河水浅到可以徒步涉过。当地边区民众普遍展现出纯朴敦厚的性格特征。
维世向延安的"义父母"邓颖超和周恩来提出前往哈尔滨工作的申请，其理由在于话剧艺术的发展需要依托大城市的环境。周恩来与邓颖超批准了她的请求。随后，维世进一步提出调动我和她的生母任锐同志随行，这一要求同样获得同意。由此，我们开启了一段虽短暂却充满波折的旅程，途经北平和长春两地。
1949年11月底，我们乘坐美军运输机抵达北平，入住北京饭店中共代表团驻地。我与孙维世及其母亲任锐（老革命干部，同年病逝于天津）同住一间客房。代表团成员以中青年干部为主，人才荟萃。在此期间，我们与徐冰、张晓梅伉俪，黄华、何理良夫妇，以及荣高棠等多位同志会面。据了解，北京饭店的二、三层为中共代表团驻地，四、五层由国民党人员使用，第六层则安排给美军驻华人员。
在景山后街的中式庭院内，我们很快见到了中共代表团团长叶剑英同志。他向我们传达，由于东北方面来电指示，我们无法前往哈尔滨，但未说明具体原因。对此我们感到十分不满。叶剑英同志随即向延安中央报告了这一情况。数日后，周恩来同志的回复抵达，叶剑英再次召集我们，展示了这封信件。信中明确指出不应受哈尔滨来电影响，且派遣我们前往哈尔滨是中央的决定，不应无故拒绝。信中还有其他内容，此处不再赘述。叶剑英同志据此表示，既然如此，你们就前往东北吧。我们三人随即乘机前往长春，由中共代表团负责人伍修权同志接待。他也提到收到哈尔滨的电报，指示我们不得前往。我和任锐同志对此感到愤慨，准备立即返回延安，但维世坚持要弄清缘由，决定再等一等。于是，任妈妈和我先行返回北平，等待后续消息。美军的军用飞机颠簸严重，任妈妈仿佛大病一场。几天后，维世也回到北平，提到李立三署名的哈尔滨来电称：“我们早已猜出是林彪作梗。”任妈妈对此不解，认为维世作为普通干部前往哈尔滨工作，究竟妨碍了谁。无奈之下，维世只得服从安排。她表示，既然这是为了党的利益，就不再争辩。但又不忍与我分离，决定暂时在北平住一段时间，再决定我的去向。
我们受到了老同志们的悉心关照。徐冰同志特意安排我们体验了北平的地方特色美食，包括豆汁和烤牛肉等。这些安排显然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融入国内的生活环境。此外，他还引领我们拜访了几位与我党关系密切的社会名流，如吴晗、翦伯赞和张东苏等人。吴晗及其患脊椎病的妻子热情接待了我们，共进晚餐时氛围十分融洽。尽管吴晗身为大学教授，但居住条件却相当简陋，可见学校对其待遇并不优厚。翦伯赞作为我的湖南同乡，他和夫人也亲切地接待了我们。借此机会，我询问了母亲的情况，得知她依然健在，我心中的大石终于落地。在拜访这些教授的过程中，我们途经校园，看到学生们穿着布袍，身形瘦削，明显营养不良。当时正值国民党统治区货币贬值、物价飞涨，民众和知识分子的生活异常艰难。我们还见到了维世的三姨和三姨父冯友兰。三姨向甥女倾诉，连基本的粗粮都难以维持。除了这些活动，我们还受邀参观了颐和园和雍和宫。当时的颐和园似乎无人管理，没有售票处，我们直接进入，园内空无一人，仿佛一座荒园。这反映了当时北京民众的心情。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使得民众连温饱都难以保障，自然无心游览公园。雍和宫也是如此，门前冷落，墙外杂草丛生，几只山羊在啃食。进入后，我们未见到任何和尚，但各大殿可以随意参观。我推测还是有人管理的，否则内部的器物，包括佛像，恐怕早已被盗一空。
代表团计划撤离解放区，但面临交通困境。我们不确定美方是否会履行承诺，安排航班协助转移。资深同志提醒我们做好最坏打算，即可能被国民党监禁。为此，我们预先准备了应对审讯的策略，并牢记绝不能透露曾从苏联返回的事实。同时，我们还携带了必要的洗漱用品，为可能的监禁做准备。所幸，美国在细节上兑现了承诺，同意用飞机将我们分别送往延安、邯郸、哈尔滨三个解放区。代表团随后将全体成员名单报送延安中央，由中央决定分配方案。党中央回复指示，我被派往哈尔滨，而维世和任妈妈则返回延安。维世不愿与我分开，要求我向叶剑英参谋长申请调回延安。叶参谋长出示了中央确定的名单，明确无误。他略显不悦，表示："回来后我说，算了，就这样吧。"维世与我发生了争执，她认为我们原本约定在一起，为何突然改变，指责我言而无信。最终，我不愿再向组织提出异议，我们只能含泪分别。
1946年12月，我独自抵达哈尔滨。自归国以来，行程已耗费四个多月。与李立三夫妇会面时，我随即询问孙维世赴哈对党组织的不利影响。他们透露，先前多次阻止我们前往的电报系叶群擅自发出。李立三当时在外出差，返回后叶群要求他签署那封所谓维护党的利益的电报。李立三曾劝说叶群，孙维世若与刘亚楼等人结合，并不会影响其家庭生活。然而叶群坚持认为，刘亚楼身为参谋长，与司令员林彪工作联系紧密，若因私人关系产生矛盾，将对战局造成不利影响。凭借这一理由，叶群得以任意行事。此时我才意识到，这位首长夫人深受夫贵妻荣的封建思想影响，为维持其地位不惜采取任何手段。再次见到孙维世已是解放之后。据她所述，1949年上半年北平解放初期，许多来自老区的同志入住北京饭店，她与叶群在此意外相遇。叶群对她表示，多年来对她的嫉妒从未减弱，这最终成为孙维世悲惨结局的根源。
1945年苏联红军击败日本关东军后，东北地区获得解放，哈尔滨等北满城市被人民军队接管。这是根据地建设以来规模最大的城市和工业中心解放。由于苏联红军将大量先进机械设备作为战利品运走，加之战争导致的工厂和矿山损毁严重，亟需苏联的支援。鉴于东北与苏联接壤，双方往来频繁，俄语翻译人才极为紧缺。抵达哈尔滨后，我向东北局组织部的林枫同志汇报工作，并提出按照父亲建议下乡参与土改。林枫同志指出我对中国城市尚且缺乏了解，更遑论农村，因此安排我在蒋南翔同志领导下从事青年工作。随后，东北局组建翻译组，负责翻译当时出版的《毛泽东文选》，我随即被调往该组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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